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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亲台派”是什么人

立陶宛为何屡踩台湾问题“红线”?亲台、抗俄派主导现政府

立陶宛为何屡踩台湾问题“红线”?亲台、抗俄派主导现政府

文/郁中柳

虽然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并召回大使,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依然在台湾问题上越走越远。2021年11月18日,台湾当局驻立陶宛所谓“台湾代表处”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揭牌,多位立陶宛执政党议员及前国家元首纷纷前往祝贺。

在台湾地区仅存的“邦交国”近年陆续与台“断交”的大背景下,蔡英文当局视本次“代表处”的设立为“重大胜利”。这是台湾当局自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后,相隔18年再次于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且使用的不是惯例的“台北”名义,而是“台湾”

蔡英文将立陶宛称为“英雄国家”。今年以来,立陶宛领导人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并成为首个向台湾地区捐赠疫苗的欧盟国家。两位立陶宛议员成为欧洲议会窜访台湾地区代表团的成员,立陶宛议会还将华为列入“不可靠技术供应商”,审查大疆无人机“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

对欧盟其他国家而言,立陶宛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越走越远,只是该国近年来“激进扩张”外交政策的一个缩影。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奉行“团结一致”的欧盟,将要为立陶宛政府的出格行动“站台”到几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18日发表谈话指出,立陶宛政府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

立陶宛为何屡踩台湾问题“红线”?亲台、抗俄派主导现政府

瑙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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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尼特

想当“抗俄”盟主

近年来,笔者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社会精英都有接触,深感波罗的海三国虽然都仇视共产主义、排斥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具体到每个国家,也有较大差别。

三国中经济最发达、与欧洲发达国家经贸关系最密切的爱沙尼亚,对华政策相对稳定,爱沙尼亚政客近期也不断批评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走不通”。拉脱维亚则有几位前总理、外长在欧洲算得上“友华”。而立陶宛政坛高层中,则找不到重视对华关系的声音。现任总统、总理、外长、防长出身党派不同,国内政见各异,但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高度一致。相比爱沙尼亚领导人经常强调“小国在外交上必须谨慎、没有余地”,立陶宛领导人则有“合纵连横”的大梦想。

自2020年大选之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就奉行扩张的对外政策。在这个半总统制国家,总统瑙赛达和总理西蒙尼特过去是政敌,如今却同时为立陶宛成为“欧盟东部”的领导者四处出击。经济学家出身的瑙赛达与波兰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并积极团结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他常强调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的团结”的重要性。

不得不说,瑙赛达抓住了机遇。历史上,波罗的海三国每逢北约、欧盟重要会议都会事先协调一致意见。如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且在主导对俄政策时往往忽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恐惧心理”。因而,中东欧各国认为“波罗的海模式”是捍卫中小国家利益的可行方式。2020年,波兰率先和立陶宛建立了欧盟内部伙伴关系,在安全、外交、能源、移民等关键领域全面展开合作。

西蒙尼特则试图带领立陶宛成为中东欧国家反抗俄罗斯、白俄罗斯的“领袖”。她接纳了白俄罗斯政治反对派领导人,宣称“在2020年8月白俄罗斯大选之后,我们对卢卡申科的立场与其他西方领导人不同”,以获得波兰、乌克兰等国领导人的好感。

在西蒙尼特牵头反复磋商后,多数中东欧国家在2021年10月已对加强对白俄罗斯制裁达成共识。但到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选择与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会晤以解决当前的白俄罗斯-波兰边境危机。消息传来,西蒙尼特领导的执政党议员们纷纷公开指责默克尔,反对党则质疑立陶宛未能实现在该议程上的“领导”。立陶宛政府后来辩解称,默克尔与卢卡申科见面也是“好事”,因为“可以把我们的话传递给我们不愿意会晤的卢卡申科”,俨然仍以领导者自居。

立陶宛为何屡踩台湾问题“红线”?亲台、抗俄派主导现政府

兰斯伯吉斯祖孙合影

为何如此“亲台”?

瑙赛达、西蒙尼特的扩张型外交政策,与“台湾代表处”事件有何关联?立陶宛媒体指出,这是新政府向印太地区扩张“外交存在”的一步,其他步骤还包括在澳大利亚新设大使馆,计划在2021年底前开设驻韩国大使馆,2022年开设驻新加坡大使馆,并在“近年内”设立一个驻台北办事处。

此外,在捷克等国政客窜访台湾后,一些立陶宛执政党议员不断强调政府在涉台问题上“进展缓慢”,可能“将竞争优势让给捷克或斯洛伐克”,从而损害立陶宛作为中东欧国家领导者的形象。

在有关“台湾代表处”的风波中,站在前台的是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他大谈“与民主国家建立的联系才有可持续性”。立陶宛本国媒体已经指出,大多数立陶宛外交官仍在澄清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这位外长在一些表态中却将台湾地区与“国家”混同,导致了立陶宛政府在外交措辞上的混乱。

这并不奇怪:兰斯伯吉斯不是外交官,而是政客。他是立陶宛独立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维陶塔斯·兰斯伯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的孙子,也是维陶塔斯创建的立陶宛最大右翼政党“祖国联盟”的现任党主席,在议会及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西蒙尼特,很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统或总理。

维陶塔斯原本是音乐家,为反抗前苏联的统治而进入政坛,在立陶宛独立后担任临时机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独立之初,维陶塔斯带领立陶宛对抗苏联的全面经济封锁,争取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支持,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平稳过渡,因而在欧洲享有一定声望。但他很快将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带到了欧洲。

2005年开始,已经退居二线的维陶塔斯试图推动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在欧盟范围内禁止共产主义标识”的法案,遭到欧洲各国左翼政党的一致反对,至今未能成功。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维陶塔斯始终对中国-立陶宛建交耿耿于怀。虽然两国于1991年建交,中国也很快在立陶宛设立大使馆,但在他担任立陶宛最高领导人期间,立陶宛始终未在中国设立大使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1年11月18日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首日,年近九旬的维陶塔斯竟主动前往祝贺。

在维陶塔斯执政周期,他没有能力阻止中国-立陶宛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因为立陶宛国内的左翼政党还有较大力量。当时,原立陶宛共产党转变为立陶宛民主工党,与走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起来可以获得半数立陶宛人的支持。2012年上台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布特凯维丘斯旗帜鲜明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

但是,左翼政党的选民基本盘是俄罗斯移民。随着波罗的海国家兴起对俄罗斯族裔的歧视、甚至剥夺原俄罗斯侨民的政治权利,而俄罗斯本土经济逐渐复苏,立陶宛的俄罗斯移民大规模回流,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式微。先是民主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因支持率下降被迫合并,之后是新兴左翼政党“农民和绿党”崛起,并成为当前唯一能和右翼政党联盟抗衡的派系。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力量仅为议会中第四、第五大党,且得票率还在进一步下降。而农民和绿党等所谓“新兴左翼”,在对华政策上与右翼政党并无区别,有时还更加激进。

在这样的政治趋势下,与原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有关联的政客越来越边缘,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则得势。立陶宛内阁中的三号人物、同样支持台湾当局设立办事处的现任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苏联时期服过兵役,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立陶宛独立后到美国做了八年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就是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压迫、“占领”和“种族灭绝”。此后,他以处理“被占领时期受害者权益”及“保护民族记忆”等事务登上政坛。

总统、总理“合纵连横”对抗俄罗斯,外交部长爷爷亲自为台湾当局“站台”,国防部长是研究“苏联压迫史”的历史学家……立陶宛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越走越远,并不令人意外。

立陶宛为何屡踩台湾问题“红线”?亲台、抗俄派主导现政府

默克尔、西蒙尼特

“将欧洲拖向与中国摊牌的境地”?

当“台湾代表处”的牌子在维尔纽斯挂起,立陶宛已经触碰到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中国外交部指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之时,欧方就承诺“不同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这一承诺对欧盟及成员国构成法定义务和约束,立方应言而有信。此外,立陶宛也背弃了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

立陶宛政府则强调自己得到了欧美国家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重申美国对立陶宛的支持“如钢铁般坚定”。美国跨党派议员11月提出“支持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关系”的提案。就在“台湾办事处”挂牌的次日,美国分管“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泽亚访问了立陶宛,并出席立陶宛外交部组织的“未来民主论坛”,讨论了“世界各民主政体面临的威胁”。

相比美国,欧盟的支持则更实际。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28日公开表示不反对立陶宛与台湾地区互设代表处。他们虽然强调欧盟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又宣称“欧盟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是维护与所有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关键”,表示如中国政府对立陶宛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欧盟也将有所行动。

立陶宛政客很清楚,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支持他们的作为,而是被“同一个欧洲,同一个声音”的理念所绑架。今年以来,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访问西欧各国,反复强调欧盟在对华政策不应持“分裂的立场”。她还总以对俄政策举例,认为德国、法国等国领导人不顾立陶宛等国“不要与普京对话”的声音,持续对俄“绥靖”,是导致俄罗斯向西扩张的根本原因。

如美国《政客》杂志所总结的,立陶宛正“将欧洲拖向与中国摊牌的境地”。但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政客认为,持续与立陶宛“站在一起”,将使得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事项长期停滞不前,无益于中欧关系,也无益于欧洲复苏。

即使在与立陶宛关系最密切的波罗的海“兄弟”爱沙尼亚,该国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森11月也专门接受立陶宛主流媒体采访强调:虽然爱沙尼亚一直表达、未来也会继续表达对立陶宛的“声援”,但爱方认为“开设过多的外交战线是个坏主意”,“这当然是(立陶宛的)主权国家自我选择,但你能同时处理好所有冲突吗?”

在最新发言中,米克尔森直言立陶宛政府对华政策完全没有长期战略,“我们这些小国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他还表示,“有些人”认为欧洲可以用一些方式遏制中国,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冷战不同的时代”。来自“科技之国”爱沙尼亚的这位政客还表示,欧洲事实上应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因为“我们距离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重大变革还剩几分钟的路程,而在这些领域,中国远远领先于欧洲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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